新限塑令：越限越多的塑料污染“死结”
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苏杰德

发于.4.13总第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年，平均每小时就有万件快递发往全国。国家邮政局3月27日发布的《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》显示，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.2亿件，日均快件处理量超1.7亿件。

这些快递使用了大量胶带、包装袋等塑料包装制品。根据绿色和平等三家环保组织去年发布的报告，快递行业在年消耗胶带总长度超过亿米。这些塑料胶带可以缠绕地球近圈，年这个数字还是圈。

随着居民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，塑料垃圾的战场已经逐渐转移到互联网，电商、快递和外卖行业成为了主战场。为解决这些难题，年1月19日，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》，该项新政也被称为“新限塑令”，以区别于年推出的“限塑令”。

据央视财经报道，旧版限塑令执行的八年中，全国主要商品零售场所使用的塑料购物袋，共节约了亿个左右，平均计算下来每年节约87.5亿个。但是，仅年，全国快递行业消耗塑料袋约亿个，国内三大外卖平台一年至少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，增量远超减量。

塑料越限越多，成为一个难解的“死结”。

屡败屡战

改革开放至今，限塑令前后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，政策执行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争议。

年，铁路上首次使用塑料快餐盒，因为便利性和价格低廉等特点而受到青睐。但大量的白色餐盒被丢弃于铁路沿线，带来了严重的“白色污染”。年，原国家经贸委发布紧急通知，要求立即停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，这是限塑令的最早版本。

不过，如何对待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，政策后来出现过摇摆。年，国家发改委发布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，将其从淘汰类目录中删除，一次性发泡餐具重新合法化。不过，今年的新限塑令又再次将其拉入黑名单。

禁止、松绑政策交替，容易导致限塑效果反弹。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邓义祥此前撰文称：“由于塑料垃圾管理的问题十分复杂，有关塑料管理的相关法规需要反复论证，出台需要十分慎重，尽可能避免前后不一致的问题。”

声势浩大的全民限塑运动，出现在年后。年12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》，次年5月商务部、国家发改委及工商总局公布《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》，这两项专项文件被人们称为“限塑令”。限塑令中，最为重要的政策有两条：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厚度小于0.毫米的塑料购物袋，即日常所说的超薄塑料购物袋；二是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。

但限塑令执行十余年，效果如何，一直是争议的焦点。“旧版新塑令有点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感觉”，零废弃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限塑令只局限在能提能拎的塑料袋，而超市的塑料托盘、塑料膜、平口袋仍然可以随便使用。特别是在很多超市，盛装散称商品的连卷平口塑料袋泛滥成灾，被毫无节制地使用，甚至被很多人成卷地带回家。有学者称，这引发了“一定的道德危机，部分消费者在购物时趁机大量撕取免费供应的塑料包装袋，以此来代替有偿使用的塑料购物袋。”

零废弃联盟由全国多家公益组织和公众代表共同发起，致力于推动解决垃圾处理问题。团队在工作中发现，政策推行后，大型超市和连锁店执行效果较好，但集贸市场仍是一次性塑料袋使用的重灾区。过去12年，各地执法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针对集贸市场开展治理行动，但市场上的不合格塑料袋总是“春风吹又生”。

“年，我们调查发现很少有集贸市场使用达标塑料袋，当时还提出哪个环保组织能把一个集贸市场从不达标转成达标，将给予1万元奖励。”限塑联合调查组发起人姚佳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但没有人敢接下这个任务，都认为不可能完成。

经过四年努力，姚佳和志愿者们调查了全国多个集贸市场，推动多个市场使用达标塑料袋，同时塑料袋减量相当可观，估算能节省万个塑料袋。不过，姚佳团队调查覆盖的范围，相比整个中国的集贸市场数量而言，只是沧海一粟。以上海市为例，全市就有菜市场家，微型菜场上千家。

“中国有这么多的商店、农贸市场、餐饮店、流动摊贩等，环境监管部门要想对塑料袋使用实施有效监管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。更何况，一些经营者为了招揽顾客，屡屡玩猫捉老鼠的把戏，明着使用收费塑料袋应付检查，暗地里却免费提供不合格塑料袋。”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讲师杨立民撰文称，集贸市场等场所存在执法监管不能的问题。

“政府部门的责任规定不清，例如环保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、住建部门等在塑料垃圾管理的职责没有清楚的划分，导致监管责任难以落实。”邓义祥认为，过去相关规定过于抽象，多为原则性的规定，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惩罚措施较少，不易在实际中执行。

禁止超薄塑料购物袋的政策目标没有完全实现，有偿使用塑料袋也出现了走样。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，在初期，超市商场等塑料袋使用量确实出现锐减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当消费者对两三毛钱的“收费杠杆”渐渐麻木之后，塑料袋的使用量又开始大量反弹。“限塑令”成为现实的“卖塑令”，商场通过销售获得了可观收益，成为最大获益方。治理成本转嫁给环境，却没有促进塑料袋绿色生产、销售和回收体系的建立。

政策失效早就引起了决策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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